之前一連兩篇文章提到，連同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要求香港要「識變、應變、求變」，中央領導最近兩年已三次要求港府改革，當中兩次都提及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」，但部分建制派乃至港府至今，似乎都未有正視中央要求，箇中原因既有現時的建制中人多數是嬰兒潮世代，接受港英殖民地教育長大，因而傾向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，加上他們到了這把年齡，已進入所謂「收成期」，本身便是現時階級固化的受益者，自然害怕改革會觸動到自己的奶酪。
在此情況之下，改革便有可能需要有兩手準備，一是靠現有的建制中人自我覺悟，繼而下定決心改革，前者若是行不通，便只有從頂層設計方面着手，改變權力機關的階級成份。之所以要說兩手準備，因為部分建制中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，或者是利益集團代言人，單靠道德感召來讓對方發揚風格，繼而損害自身利益，似乎並不現實，亦有違階級學說的基本原理。
正所謂「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」，統治階級及其代言人在一般情況下，都會利用其建制內的影響力，致力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，除非他們不改革和讓利所帶來的損失，會比改革的後果大。舉個歷史的例子，不少人提到所謂的改良式改革，之所以在上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出現，正是源於當時的國際共運高漲，才會逼使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支持改革，以此避免被革命所推翻。
放到香港的環境裡，過去的政治矛盾主要來自境外勢力代理人的反對派，在過去的選制下有機會取得議席，但是直到2019年黑暴前，對方從未取得過議會多數，亦未取得過特首大位，更不要說這些人在階級立場上來看，其實還是資產階級代理人。是故，過去長達十年的政制爭拗，某程度上是在轉移了群眾視線，讓民眾覺得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成因，是源於沒有「雙普選」。
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，雖說舊選制未能有效地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，造成了公帑孳養港獨和顛覆分子的隱患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。至少在舊選制中，所謂建制派有着反對派此一政敵，加上立法機關有一半議席由地區直選產生，其選民的階級成份以草根階層為主，使得當時整個建制在制定政策時，都會顧慮到草根的反應，即使是這樣做的目的，很可能只是為了吸引或鞏固草根的票源。
正因如此，本欄過去才會一再強調，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，部分建制派開始出現的右傾跡象，是一個值得注視的問題。畢竟，中央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和決定完善選制，其目的雖說是防範分裂及顛覆活動，以及阻截境外勢力透過代理人混入建制，但在外部勢力滲透危機被解除的同時，香港社會內的深層次矛盾，特別是社會兩極化和階級固化的問題，並未獲得解決或緩和，這是中央一再要求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」的原因。
讓人憂慮的是，亂港勢力頭目雖在中央出手之下，反對派亦從現行建制退場，但建制中人自此覺得可以高枕無憂，甚至養成惰性，以為將來香港即使再有啥事，都有中央為他們善後，因而缺乏改革動力。另一方面，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，無論是選委會還是立法會，地區直選或間選的議席都大幅減少之餘，代表工會的議席卻沒增加，意味着草根的影響力受到削弱，但是與此同時，代表工商界的議席卻是不降反增，使得票源上更易讓建制中人向工商界傾斜。
如此一來，港府即使想履行中央的改革要求，又是否改革得動？特別是「摒除利益固化藩籬」極有可能涉及公共財政乃至是稅務上的改革，便必然有機會觸動到工商界特别是財閥的利益，屆時港府又如何爭取立法會的多數支持？除此之外，當工商界在改制後的選委會內坐擁不少議席時，有意推動改革的特首，又會否因此而影響連任？是故，只有在上層設計上能確保改革的政策能在議會內通過，以及推行改革的特首，不會因為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下台，夏主任曾指中央全力支持港府改革，才不會淪為一句空話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*作者文章觀點，不代表堅料網立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