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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一連兩篇文章提到,連同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要求香港要「識變、應變、求變」,中央領導最近兩年已三次要求港府改革,當中兩次都提及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」,但部分建制派乃至港府至今,似乎都未有正視中央要求,箇中原因既有現時的建制中人多數是嬰兒潮世代,接受港英殖民地教育長大,因而傾向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,加上他們到了這把年齡,已進入所謂「收成期」,本身便是現時階級固化的受益者,自然害怕改革會觸動到自己的奶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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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情況之下,改革便有可能需要有兩手準備,一是靠現有的建制中人自我覺悟,繼而下定決心改革,前者若是行不通,便只有從頂層設計方面着手,改變權力機關的階級成份。之所以要說兩手準備,因為部分建制中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,或者是利益集團代言人,單靠道德感召來讓對方發揚風格,繼而損害自身利益,似乎並不現實,亦有違階級學說的基本原理。
正所謂「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」,統治階級及其代言人在一般情況下,都會利用其建制內的影響力,致力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,除非他們不改革和讓利所帶來的損失,會比改革的後果大。舉個歷史的例子,不少人提到所謂的改良式改革,之所以在上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出現,正是源於當時的國際共運高漲,才會逼使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支持改革,以此避免被革命所推翻。
放到香港的環境裡,過去的政治矛盾主要來自境外勢力代理人的反對派,在過去的選制下有機會取得議席,但是直到2019年黑暴前,對方從未取得過議會多數,亦未取得過特首大位,更不要說這些人在階級立場上來看,其實還是資產階級代理人。是故,過去長達十年的政制爭拗,某程度上是在轉移了群眾視線,讓民眾覺得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成因,是源於沒有「雙普選」。
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,雖說舊選制未能有效地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,造成了公帑孳養港獨和顛覆分子的隱患,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。至少在舊選制中,所謂建制派有着反對派此一政敵,加上立法機關有一半議席由地區直選產生,其選民的階級成份以草根階層為主,使得當時整個建制在制定政策時,都會顧慮到草根的反應,即使是這樣做的目的,很可能只是為了吸引或鞏固草根的票源。
正因如此,本欄過去才會一再強調,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,部分建制派開始出現的右傾跡象,是一個值得注視的問題。畢竟,中央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和決定完善選制,其目的雖說是防範分裂及顛覆活動,以及阻截境外勢力透過代理人混入建制,但在外部勢力滲透危機被解除的同時,香港社會內的深層次矛盾,特別是社會兩極化和階級固化的問題,並未獲得解決或緩和,這是中央一再要求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」的原因。
讓人憂慮的是,亂港勢力頭目雖在中央出手之下,反對派亦從現行建制退場,但建制中人自此覺得可以高枕無憂,甚至養成惰性,以為將來香港即使再有啥事,都有中央為他們善後,因而缺乏改革動力。另一方面,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,無論是選委會還是立法會,地區直選或間選的議席都大幅減少之餘,代表工會的議席卻沒增加,意味着草根的影響力受到削弱,但是與此同時,代表工商界的議席卻是不降反增,使得票源上更易讓建制中人向工商界傾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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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一來,港府即使想履行中央的改革要求,又是否改革得動?特別是「摒除利益固化藩籬」極有可能涉及公共財政乃至是稅務上的改革,便必然有機會觸動到工商界特别是財閥的利益,屆時港府又如何爭取立法會的多數支持?除此之外,當工商界在改制後的選委會內坐擁不少議席時,有意推動改革的特首,又會否因此而影響連任?是故,只有在上層設計上能確保改革的政策能在議會內通過,以及推行改革的特首,不會因為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下台,夏主任曾指中央全力支持港府改革,才不會淪為一句空話。
文: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*作者文章觀點,不代表堅料網立場